查看原文
其他

黄灯︱那些二本学生背后的村庄、小镇、山坡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当代 Author 黄灯



抵达、看到与安放


黄灯

《去家访——我的二本学生2》

序言


2017年暑假,应黎章韬邀请,我开始了去学生家看看的漫长旅途。首站是云南腾冲,黎章韬是我2010级中文班的学生。随后五年,我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,断断续续去过郁南、阳春、台山、怀宁、东莞、潮安、陆丰、普宁、佛山、深圳、饶平、湛江、遂溪、廉江、韶关、孝感等地,当然也去过广州的荔湾、越秀、萝岗和白云。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,这个过程被称为“家访”,也是传统教师角色的一项日常工作,但对我而言,这种跨越时空的走访,完全超出了日常“家访”的边界,成为我从教生涯中,从“讲台之上”走进“讲台背后”的发端。


相比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在较长时空中对学生群体的整体性叙述,这种贴近大地、回到起点的走访,让我在生活细密的皱褶处,从另一个视角获得了讲台之外的更多观察:


我由此看到了一个开阔、丰富、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,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、小镇、山坡和街巷,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、祖辈、兄弟、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家访,我对学生家长——我的同龄人——有了切近的观察和理解,多年来,我对这个群体一直持有朦朦胧胧的想象,但始终无法在脑海中形成清晰而具体的感知,正是家访带来的近距离相处,让我获得了和他们直接交流的机会,并由此确认了一个事实——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情境中,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的重要组成,事实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,目睹、融入和接受以教育产业化为载体的社会变化进程,孩子从念书到就业的人生大事,往往成为他们遭遇和深度介入这一进程的核心纽结,并伴随着外出打工、亲子分离、跨省婚姻、城乡融合、教育期待、孩子就业等具体情节,演绎着路径不同但气息相通的生命图景。



在家访过程对我课堂的延伸中,我清晰感知到父母的生计、劳动的历练、祖辈的陪伴、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等具体的日常生活,在学生漫长的少年时代,怎样以“教育资源”的面目,渗透到他们的生命成长中,我由此切身感受到了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所形成的复杂关联和参差图景,感知到了学生背后的故土、家庭、亲人所链接的教育要素,以及曾经驻留的小学、初中和高中,相比大学的一览无余,才是他们更为根本的成长底色。


当然,让我感触最深的是,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,一种被遮蔽的力量,总能在年轻人身上神奇地复苏,我不否认,囿于校园的狭隘和对年轻群体理解维度的单一,在此以前,我对二本学生群体整体的去向过于悲观,当我有机会贴近他们的来路,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坚韧和勇气,我发现,往日的担忧,竟然得到了不少释放,他们作为个体所彰显出的自我成长愿望,让我清晰地看到,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,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,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,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。


如果说,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,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,那么,本书是我走下讲台,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。叙述和描绘出“讲台之上”和“讲台背后”的双重教育图景,是我多年的心愿,五年的家访经历,让我意外地获得了机会,从某种程度而言,本书的完成,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才算获得了相对完整的表达。


本书依然聚焦我的二本学生,出场的年轻人,同样来自广东F学院。


回想起五六年来在全国不同的村庄、集镇、街巷走访的经历,有太多难忘的瞬间值得铭记。我在夏天的溽热中,到过喧嚣而纷乱的南方小镇,也在年关将近的冬日寒风中,抵达过萧瑟而苍茫的北方村庄,它们或庇护在高黎贡山之下,或湮没在高速公路隔绝的群山之中,或在夸张房地产广告的包裹里,显示出街巷的活力和烟尘。我在不止一所废弃小学的操场后面,目睹到曾经的教室,随着孩子们的消散,早已一片狼藉;同时也在多所庄重、整洁的高中校园,看到了我讲台下的年轻人,曾经燃烧的梦想和青春。我一次次从广州南站、省汽车站、越秀南汽车站出发,也一次次在漫长的远行中,将家访变为现实,并由此获得机缘,回溯一个个年轻人成长的足迹。


为了更完整地俯览村庄的全貌,李敏怡曾带我爬上老房子的屋顶;为了进到废弃的小学看看曾经的课桌,何境军多次示范怎样翻越学校的狭窄围栏;为了告诉我养蚝的流程,罗早亮爸爸亲自驾船,带我穿梭海湾抵达蚝场;为了感受茶园的辽阔,林晓静妈妈豪情满怀地开着摩托车,载我在崎岖的乡村小径一路驰骋;为了体验爸爸的工作强度,于魏华和我一起溜入了韵达快递辽阔的分装车间;为了更清楚地还原高三的紧张和劳累,张正敏翻出她尘封已久的日记,翻出她高三写过的近两百支圆珠笔,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,圆珠笔摆满一地给我带来的震撼和触动。


当然,更让我触动的是,在这种走访中,以家庭为锚点,往往能轻易看到其所带来的丰富链接:我终于拥有机会看到讲台下年轻人的爷爷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、舅舅、叔叔、姑姑、堂弟、同学等父母以外的群体,看到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具体关联;也得以拥有机会感受到家庭作坊、进厂打工、养蚝修船、摆摊售卖、种植茶叶、宰杀牲畜等具体生计,是如何作用到一个个孩子的生命中,并在无形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观、金钱观和对求学深造、成家立业诸多事情的认知。



这所有的片段、场景和抵达,在我脑海中绘就了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,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中国。


“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”,作为教师,置身细密的时空之网,目睹年轻的群体,一波波从毕业季的潮水漫过,步入人生种种的不确定性,再也没有“流动性”三个字,更能让我切身感知到他们的生存。我的课堂,不过是学生流动性命运在高校象牙塔中的片刻驻留,“二本学生”作为一个群体的命名和出场,不过是我借助职业的便捷,对他们存在的粗疏叙述。但与他们生命链接更为紧密的家长群体,在当下急剧变迁的时代洪流中,却始终面目模糊,难以在喧嚣的信息堆积中,冒出稍稍清晰的面容和身影,更难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。庆幸的是,也正是通过家访带来的便捷,我才得以走近这个隐匿的群体,并获得一次次互相看见、直接沟通的机会。


我想起第一站到达章韬家,坐在雨天的茶桌旁,听他爸爸讲起早年在缅北的伐木经历,他平淡地叙述一切,我却听得心惊肉跳;我想起正敏带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泞小径,想起我们在村庄高高山岗上的小学所感受到的绝对宁静,尽管妈妈不在身边,但在故乡的山间田地,无处不是妈妈劳作的身影;我想起源盛带我重走课堂上描述过的“打火把上学的路”,目睹他最喜爱的堂弟车技惊人,却无法获得驾照进入城市谋生的事实,而我在此种遗憾和现实中,突然理解了无法与我谋面的妈妈,为何在生完孩子后,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坚定;我想起晓静妈妈跨上摩托,带我在茶场的山路上风驰电掣,她人到中年,却依然活力四射,我一眼就能感受到,只有同龄人才能明白的孤独和不甘;我想起境军妈妈站在村口人行道的桃树下,和我讲起儿子的懵懂给她带来的忧虑和无奈,以及决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挣扎和坚持。


事实上,虽说是家访,和家长见面原本应为这一环节的核心,但不少时候,就算来到学生家,我也有可能见不到他们的父母,他们要不双双在外打工,要不一方常年在外。有幸能够见到双方,我们大都没有特定的时间用来交流,他们无法停下手中的活计,生存严丝密缝,日复一日的既定劳作,填满了日常的有限空隙,我们难得的聊天机会,更多只能在红薯地、猪栏旁、快递间、养殖场,或者铡猪草、煮猪食、织渔网、拣快递、修单车等忙碌的间隙中进行。这些场景如此具体、日常而又必然,无不浸润了快速流动的现实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。他们坚信劳动创造价值,勤劳、质朴而又坚韧,他们对个人消费保持警惕,但对孩子的教育展现出了惊人的重视、不计代价的付出和让我羞愧的耐心,承载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朴素心愿。和我们的父辈比较起来,这群来自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,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观念上,依然延续了父辈的精神底色。


毫无疑问,他们是中国最为广大的劳动者群体,在叙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图景时,他们是不可忽视的、沉默而庞大的主体。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观照中,我进一步坚定了此前的判断,他们的孩子,我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,构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多数,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撑,作为家长,作为劳动者的主体,他们以自己的劳作和付出,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。


在和学生共同的寻访中,我一次次感受到,剥离掉985、211、双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环,对更多年轻人而言,哪怕进入二本院校,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,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。


我还必须承认,正是通过家访,激活了我很多关于教育的想法,也祛除了我此前的诸多困惑。多年来,相比通过写作呈现学生的命运,我更想做的事,是通过教育实践改变学生的命运,并尽力发现和寻找如何助力学生安放身心的途径,这种明确的“建构性企图”,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。如果说,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从“学校教育”的维度进入,凸显了年轻群体越来越难以立足社会的趋势,这固然显示了流动性时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遭遇的危机,但也从另一个侧面,暴露了“学校教育”裹挟在现代分工之上,悄然将“完整的人”置换为“工具的人”这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。那么,从寻找新的教育资源的角度来看,“家庭教育”和“社会教育”,是否蕴含了一直被我们疏忽和漠视的地方?那些我们早已视而不见的日常,湮没在个人化话语中的定见,是否真的失去了讨论空间?说具体一点,诸如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,是否真的像某些主流媒体宣传的那么确凿?鳄鱼池般应试链条裹挟下的过度学校教育,其对个体的严重损耗,是否应作为成本进入考量?家庭结构的变迁、个体的唤醒契机、劳作对孩子品行的锤炼、祖辈给予孩子情感滋养所构建的心理屏障、多子女家庭孕育的彼此担待中的责任感、家族团结协作所滋生的集体力量、公共意识的植根对个体意义感的确立,是否隐藏了当下贫瘠、慌乱的教育实践中,值得重新挖掘和审视的宝贵经验?在绩优主义横行的时代,我们是否需要心平气和地回到教育本身,对极度内卷的现实保持警惕,并对附着在文凭通胀和高校鄙视链条之下的现实,激活并恢复来自个体直觉的质疑勇气,真正让“人”的概念和声音得以强化和彰显?


说得更直接一点,在逼仄到无以复加的成长语境中,作为成人和教育工作者,是否应守住和跨出学校教育的边界,仔细去勘探和甄别那些曾经帮助年轻个体安身立命的要素和可能,并在越来越单向度的评价体系中,帮助年轻人确立丰富而多维度的自我审视?


是的,拉开时空看,正是五年的家访经历,让我挣脱知识包裹的学院氛围,通过特写镜头般对学生个案的聚焦,获得了对上述追问的直观答案。比之大学校园中我对年轻人生活的熟悉,以及他们毕业去向的明了,通过家访,我直接感知到了学校以外的更多维度,“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”,到底从怎样的层面,塑造了一个个“立体而丰富的人”。


举个例子,尽管在和年轻人的交流中,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们和祖辈之间的深厚感情,但只有目睹文瑜给奶奶剪指甲的一幕,目睹何健站在爷爷坟前的郑重和追念,目睹章韬外婆慈爱温柔地注视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孙,目睹境军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宽阔而简陋的客厅走来走去,我才清晰地意识到,相比课堂的粗疏,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中,隐匿了很多我看不见的场景。在关于代际的叙述中,我切切实实感受到,这些并未瓦解的家庭结构所留存的传统人伦,事实上正是作为生命中的“真正之重”,进入到我讲台下年轻人的情感结构中。凭直觉,我甚至可以判断,廖文瑜、何健、黎章韬、何境军,之所以更有立足社会的勇气,正来源于他们和父辈及祖辈深刻的情感链接。在别人眼中,他们统称为“懂事的人”,在我眼中,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、情感丰沛、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。我在课堂的驻留和观察中,无法从同质化的教育要素里,发现他们情感教育完成的具体路径,也说不清他们和其他孩子差异的原因,但回到他们的出生地,回到他们的村庄和亲人身边,一些被遮蔽的图景便会浮出水面。


我想,这也是本书中,除了观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层面,我更为侧重叙述村庄的变迁、父母的生计、和祖辈的关系、家庭模式甚至同龄人分野的原因。只有还原到这些具体层面,我才能清晰地看到,“背后的村庄”作为生命的原点,怎样成为年轻人“社会化”的发端;才能明确感知,渗透在父母生计中的“劳动”,怎样作为教育资源浸润孩子们的价值建构;才能进一步确信,祖辈毫无保留的情感滋养,怎样给孩子们传递直面现实的力量和勇气;也才能看得更清,在庞大的年轻群体中,我的学生,就算只能来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课堂,相比更为多数的同龄人,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围和幸运,更幸运的是,他们没有被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压力打败,终究依仗更为本源的滋养和力量,在喧嚣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。



从教育要素的角度看,如果说,《我的二本学生》通过叙述流动时代学生命运的变迁,凸显了“学校教育”的有限性,那么,本书将通过家访个案所链接的成长细节,通过叙述学生背后的家庭所遭受的流动性境遇,竭力探讨“社会教育”和“家庭教育”所包蕴的细碎可能,如何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立足社会,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
而这,也是我在本书中,对出场年轻人的教育图景进行梳理时,愿意花较大篇幅,不厌其烦地叙述学校教育以外其他因素的原因:诸如黎章韬在就业的选择上,父亲对他的影响,他工作以后,客户交流对他的塑造;张正敏与家庭环境、社会偏见对抗的自觉,以及大学期间彻底接纳自己、直面个体真实的勇气;于魏华从父母职业中习得的商业敏感和行动能力,以及对金钱的管理意识和根深蒂固的独立观念;何境军在和爷爷密切的情感关系中,因家族纠纷,在高中阶段偶然被激活的担当使命;林晓静和莫源盛尽管在现实的夹击中,不可避免地遭遇考研或就业的失败,但他们一直听从内心的声音,敢于坚守兴趣的指引,终究慢慢在社会上寻得了立足之处。我在感知他们踏实、充盈而从容的生命状态时,时时意识到,寻找一种不受制于概念和焦虑煎熬的生活,在现实的夹缝中,并非不可能。


在这些个案身上,还原他们各自被遮蔽的成长细节,我惊讶地发现,其力量感的来源,很大一部分来自和现实的对接。当负载于学校教育之上的文凭,其边际效应日渐递减,他们立足现实,脚踏实地,破除“成功学”对自己的禁锢,回到“整体的人”成长本身,在一次次另类实践中,相信来自直觉的声音,相信内心的真实力量,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,滋生了进入社会、立足大地的勇气,并促成了教育最为核心的环节——“自我教育”的达成。


尽管我知道,本书中提到的个案,并不构成我学生的主体,但他们的实践和选择,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二本学生群体的观察和叙述。


我由此意识到,尽管从整体而言,任何群体都受制于时代大势所决定的趋势和路径,但从微观角度看,个体一直拥有社会夹缝中突围的可能,这恰恰是教育之于年轻人的重要意义,也是它能提供此种可能的最好屏障,激活个体的生命活力、唤醒他们的主观能动性,恰恰是教育能以柔韧之躯巧妙抵达之处。而我所谓的“建构性企图”,除了具体的教学实践,更为根本而切近的路径,正来源于和年轻人站在一起,直面真实的社会、自主抵挡生命的惯性消耗、尽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关联,并在具体的生存细节和生命场景中,以下蹲的姿态,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,积蓄可持续的起跳能量和力气。


毫无疑问,这是家访旅途所构建的丰富链接,对我回到现场的最大馈赠。


好了,让我从教师角色习惯性的饶舌中,说说几年家访的直观感受。不得不说,相比千篇一律的课堂,五年的家访经历,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教育的理解,也激发我对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更多思考。每次走进学生家,我都怀有特别的期待和真实的雀跃,见到家长的那一刻,内心充盈着一种久违的温情。在短暂的相处中,我亲眼看见一双双或沧桑或残缺的手,通过各类普通的劳作,铺就了孩子们通往大学的路,我亲眼看见他们劳碌的同时,因为教育带来的希望,在田野、在山间绽放的笑容。和他们在一起,一种“遥远的亲切”和“眼前的亲切”杂糅交织,我由此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慰藉和涤荡,从他们身上,我看到同代人被时代打下的精神烙印,清楚觉察到独属于一代人的率性、野性以及并未泯灭的活力和激情。


这种让人放松、没有隔膜、彼此敞开的关系,固然来自师生之间的信任,更来自我和我的同龄人——学生家长之间,因为共同的时代记忆所产生的共鸣,在以家访名义的遥远回望中,不需要语言,我们就能跨越具体的现实处境,滋生出一种别样的理解和默契,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。


这是属于同龄人之间,对逝去时光缥缈却真实的牵念。


同样,通过倾听,我在感知不同地域、不同家庭相同气息的同时,也在一次次行走中,唤醒了自己对故乡、对工厂、对祖辈、对亲人的记忆,他们给予我的情感支持和持续鼓励,让我感受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庄重和尊严,也感受到教育的柔软、美好和力量,在网络泡沫和现实的喧嚣中,一种久违的让人宁静的东西在我内心萌生。


我想,这是我走进学生家庭,和他们的父母一见如故,没有任何隔膜的原因。


最后,让我借助文字的庄重,记下本书中出场妈妈的名字,并借此表达对中国劳动者的敬意:黎章韬妈妈尹聪兰,莫源盛妈妈李翠艳,张正敏妈妈范氏碧(中文名黄梅香),罗早亮妈妈谭君芳,吴浩天妈妈刘月吟,蔡礼彬妈妈张赛卿,于魏华妈妈袁美芳,何健妈妈李开云,廖文瑜妈妈冯珍,林晓静妈妈谢英华,何境军妈妈李秋琼,温钰珍妈妈潘胡取。


我相信,就如当初和她们告别时约定的那样,我们还有机会再度见面。




黄灯 | 《去家访——我的二本学生2》 | 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:黄灯

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

《去家访》是黄灯继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之后推出的新作,记录了她在2017年-2022年走访自己学生原生家庭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想。在这些散落在地图上、需要无限放大才能看到它名字的小城、乡镇、村落里,黄灯与学生的父母、祖父祖母、兄弟姐妹、同学发小、街坊邻居一起交流,倾听他们对教育和人生的体悟,进而更真切和深入地了解那些从四面八方来到她课堂上的年轻人,她的二本学生。


从讲台上走下来,黄灯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,一路换乘高铁、长途客车、中巴车,电动车、摩托车来到腾冲、郁南、阳春、台山、怀宁、东莞、陆丰、普宁、佛山、深圳、饶平、湛江、遂溪、廉江、韶关、孝感等地,来到已经废弃的小学操场、爬上老房子的屋顶、坐在茶园的高坡上、溜进快递分装车间、穿梭于养蚝厂的水域间、捡起田埂上红薯枝叶的藤蔓,来感受学生成长的环境,体验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育所做的艰辛付出。在这一遍又一遍脚踏实地的走访中,黄灯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,也贴近了家长,并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、贴近了教育、贴近了当下中国的现实。没有什么是易得的,哪怕是二本院校,也需要孩子全力以赴,和家庭倾力托举。


黄灯在《去家访》中延续了她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创作中的真诚和恳切,这是对生命个体的真诚探究,也是对文字本身的真诚。她不远千里去到学生家中,同吃同住同行,这是对学生成长的恳切关系,也是对放下年轻人这个群体未来的恳切关心。



推荐阅读: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作者黄灯:当代大学生野性的内力越来越少......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作者黄灯:看见中国普通年轻人的命运

黄灯 | 看见这些年轻人



本文原载于公众号“当代”,作者黄灯。感谢公众号“当代”授权海螺转载。未经许可,请勿转载。

本期编辑 | 莫伉誉




继续滑动看下一个
海螺Caracoles
向上滑动看下一个

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

文章有问题?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